江苏创诺与制药企业西普拉在中国成立合资企业

但重要性的衡量标准，却不是一个确定客观标准，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不同基本权理论的制约与影响。

然而，我们无论按照权利的资格说、主张说、自由说、利益说，还是法力说、可能说、选择说、手段说来解释法律规定，(9)都难以得出一个充分确定的结论，似乎最终都需要回到法律规范的规定以及根据法律规范所进行的推理。(28)参前引(12)，沃尔夫等著书，第31页。

(30)贵州康乐案[最典行1994-3]和佛山永发案[(2002)佛中法行初字第12号]等判决，都没有把这类参与行为认定为具体行政行为。(28)这在我国因行政审批极为复杂而普遍存在，其中建设工程项目的审批尤为典型。最高法院的其他案例和地方法院案例，检索项中的数字系裁判文书案号，京系北京市。再审判决以逾期起诉为由予以驳回，但并未否认属于行政不作为。(25) 行政监督，如交通违章记分、医疗机构不良执业行为记分和餐饮服务单位食品安全状况动态等级评定等，与企业年检和设施的定期检验一样属于行政许可后的监督，司法上也不认为具有法律效果。

上述内容的效力只适用于北苑小区旧城改造范围的被拆迁单位和被拆迁户，其效力不及于其他对象，不能反复使用，一旦北苑小区的拆迁工作完成，该通知即失去其效力。上诉人海龙王公司认为筹委会纪要使233号通知与其形成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汤姆金斯将政治宪法思想与共和理论勾连起来。

……对于中国宪政转轨重大理论问题敢于直言的法政学人少了，埋首书斋对法政理论的文本工夫进行较量的学人多了。发生的每件事情都合乎宪法，是指政治行为者的行动本身就构成宪法的内容，无须非选举的法官以权利的名义干预。[72]前注[64]，张千帆文，第887～906页。[56] 第三，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只有普通法这样的制度，才能如此有力地维持传统价值，正是它的逐渐演化特质，使其必然承载着英国社会的诸多基本价值，而法官就是这些基本价值（或共同善）的权威代表，因为他们的作用就是将集体理解表达出来。

就此而言，英、中宪法问题有着根本区别。《人权法》的目的，就是赋予《欧洲人权公约》以法律效力，或者说，就是以议会法的形式来保护公约权利。

《人权法》也因此对政府三个分支之间的权力分工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是他惯常的风格，同时也符合他对公法的定位，即另一个场域的政治。但让人费解的是，作者认为这种方法是融合实证和规范分析的综合方法。真正把格里菲斯政治宪法论中所隐含的规范性揭示出来，并予以详细阐述的是后来的公法学家亚当·汤姆金斯和政治理论家理查德·贝拉米。

普通法宪政论被称作法律宪法论，是因为它与政治宪法论相对，强调法律程序在纠纷解决中的作用，以及法院在整个宪政框架中的核心地位。程雪阳：司法审查的第三条道路—弱司法审查的兴起、发展及其中国意义，《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第99～115页。[78]前注[67]，高全喜、田飞龙文，第72～80页。[42]换言之，政治宪法只有一个最低限度的规范，那就是，政治行为者所设计的宪法，必须确保所有公民的平等参与，必须保证能够向掌权者问责，还要确保这一设计本身在随后的政治过程中能够被再次设计，从而可以确保政治平等、政治问责和无支配。

如果在要求立法以宪法为根据时，又无适当程序和机构来审查立法是否违宪并纠正或救济，那么，质问宪法是不是法，便不足为怪了。他们需要法律宪法的收敛。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我国政治宪法论者虽然没有大量直接引用英国政治宪法论，看起来与英国政治宪法论关系不大，但却在英国政治宪法论对法律宪法的反对声中以及在发生的每件事情都合乎宪法的论断中找到了灵感。另参见高全喜：政治宪法学的兴起与嬗变，《交大法学》2012年第1期（创刊号），第22～43页。

其中表现最为凸出、论证最为细密的当属艾伦教授，他在这一主题上的撰写文章最多、论题最广、立场也最为坚定。随着企业民营化、福利开支削减等政策的推行，法院和政府的冲突越来越频繁，司法审查呈几何倍速增长，公法和私法的传统界限逐渐模糊。[21]换言之，君临议会所制定的即为法律。我国的政治宪法论者虽然否定法律权威内在于法律规范意义上的规范，但是否也像其英国同行一样承认并主张最低限度的规范？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但就他们目前关于非常政治和转型宪法学的强调而言，这一规范性的维度至少是隐晦和曲折的。按照戴雪的经典解释，议会在英国宪法下，有权制定或废除任何法律。[70]高全喜：革命、改革与宪制：‘八二宪法及其演进逻辑，《中外法学》2012年第5期，第907～926页。

[24]但是，抵触宣告不影响所涉规定的有效性、继续适用或执行，且该宣告对诉讼当事人不产生约束力。不是没有效力的空洞摆设或意识形态的虚假说辞，而是有着重大的政治宪法的效力的……只不过它还不是以司法化的形式发挥宪法效力，而是以政治化的形式发挥宪法效力，而这恰恰是转型时期的突出特征。

[80]前注[67]，高全喜、田飞龙文，第72～80页。[64]宪法学应该以宪法文本为中心，应尽可能地将文本解释为一个和谐的有机体系。

[68] 然而，要准确概括我国政治宪法论的核心观点，其实并不容易。英国公法学者之所以将政治宪法和法律宪法（或司法宪政主义）对举，政治宪法论者和法律宪法论者互相批判，那不是因为法律宪法无法实施，相反，恰好是因为法律宪法的触角太长太深，以至于侵犯了政治宪法的领域，进而威胁民主本身。

我国政治宪法论的诞生，一般以我国学者陈端洪教授的《论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与高级法》一文作为其标志。[20]参见K. D. Ewing等文，（2013）12 German Law Journal 2103，pp. 2103～2295。共和理论中的非支配原则决定了人民只受自己的统治。这种关联体现在：对汤姆金斯而言，宪法的目的是制约政府，而且应该纠正把议会主要看成是立法机关的错误观念，议会的首要角色应该是政府的监督者和控制者。

法院和议会的关系也倒转过来：在传统的议会主权原则下，法院须从属于议会，深深根植于普通法传统的戴雪也只是将议会主权和法治两项原则并置起来，但是在这里，议会须从属于高位法。这就是所谓的普通法宪政论。

双方焦点集中在政治冲突的解决方式上：是通过法院判决还是议会论辩？戴雪的宪法理论及其一脉相承的法律宪法论将宪法守护者的角色赋予法院，而格里菲斯则强调议会的核心作用，他试图复兴议会政治，然后回到边沁式的民主观念。相应地，权利和民主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不是民主的立法过程产生了权利，相反是权利在逻辑上先于民主。

【注释】 本文曾提交中国宪法学研究会2013年年会，刘山鹰教授、侯宇教授和黄明涛博士等在会上进行了评议。但无论怎样，它们的法律程序和政治程序都运作良好，它们的法律宪法论和政治宪法论所针对的问题都真实存在，司法独立和民主选举都有保障，只不过是孰多孰少的问题。

[6]参见前注[1]，J. A. G. Griffith文，第8页。[51]T. R. S. Allan, The Co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Judicial Review： Conceptual Conundrum or Conceptual Inquiry, （2002）61 Cambridge Law Journal 87, p. 123. [52]See T. Poole, Back to the Future? Unearthing the Theory of Common Law Constitutionalism, （2003）23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435，pp. 435～439 [53]Sir J. Laws, The Constitution : Morals and Rights, （1996） Public Law 622, p. 623. [54]See T. R. S. Allan, Constitutional Justice: A Liberal Theory of the Rule of Law, Oxford: Clarendon Press,2001，p. 24. [55]Sir J. Laws, Public Law and Employment Law：Abuse of Power,（1997） Public Law 455，p. 455. [56]参见前注[54]，T. R. S. Allan书，第78页。普通法法院居于宪法政治的中心舞台，法官变成了宪法的真正守护者。或许，我们终将也能底气十足地说，我国发生的每件事情都合乎宪法，但很显然，在作出这一断言之前，必须确保不是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

[63]不仅如此，我国宪法学也开始在方法论上进行反思，力图建立一个完整的宪法学体系。有学者为了细致区分，把这三位统称为社会一政治宪法论者。

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右派政治宪法学和法社会学一样，都还没有成功地迈出第二步。[60]但是，这种契合恰恰值得警惕和反思。

只要共识没有达成，或临时达成后再次破裂，那么制宪行动就一直在进行之中。[23]Section 3（1）of HRA. [24]See section 4（1），section 4 （3），section 4 （4）of HRA. [25]前注[22]，李蕊佚文，第168～169页。